真公主没有公主病，只是任性并有才

从《恋上哲学家》这个有如十八线韩剧一般恶俗的译名，我们便大抵可以猜到电影《露·安德烈亚斯·莎乐美》(直译）在我们这里是一定会被曲解的。

这种曲解，可不是什么“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的问题，而是“一千个人只有一个哈姆雷特”的问题。假如说电影对20世纪最重要的女性哲学家、心理学家之一莎乐美生平的描述已经相当迎合大众，甚至有严重的流俗倾向，那么我们对她的认知，可能连这种流俗都还没有达到。莎乐美关于尼采的重要哲学专著《弗里德里希·尼采及其著作》，中文译本居然被译为《情遇尼采》。

《恋上哲学家》

当然这是在预料之中的。对于“直男癌”主导的大众意识形态来说，“颜值”和“幸福婚姻”是用来规训女性，或是让女性进行自我规训的主要手段。例如，大众如何看《人间四月天》中的多角关系？重点是先对林徽因、陆小曼是否漂亮进行品头论足，然后再占据道德制高点对“小三”进行激烈讨伐，“绿茶”这样的头衔都是最为善意的了；最后，再假装对张幼仪抱以同情，一口喝干一大碗充满励志、逆袭人生的成功学鸡汤。然而，很少有人会去想：林徽因是一个优秀的建筑设计师、古建专家；陆小曼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画家，其画设色优雅，颇有文人气息，学的是倪瓒、王鉴一路，一般的画家还真不是她的对手，就更不用说当今涂涂“秘密花园”就当做才艺的所谓名媛了。她们明明都是上个世纪优秀的文化人物，人们却总是偏执地认为她们的成就是借男人上位的。

或许才华横溢的女性都要面对如此的偏见，莎乐美的遭际更是如此，因为和她发生关联的这几位男性名叫尼采、里尔克、弗洛伊德。

莎乐美1861年出生在圣彼得堡，她的家族有法、德等多种血统（德国纳粹把她称作“芬兰犹太人”）。她的父亲古斯塔夫将军于1830年由尼古拉一世授予世袭贵族头衔。将军何等地位？他们家的宅邸就在沙俄的心脏——冬宫的正对面。莎乐美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有五个哥哥，而真正的公主并没有“公主病”，只是任性（此处不是贬义）而已。莎乐美不光任性，还有才。她对事物有一种非凡的洞察力，有敏感而强大的内心与深邃的头脑。像当时大多数沙俄贵族小姐那样，19岁的时候莎乐美去欧洲求学（因为当时沙俄没有女子高等教育），其实在圣彼得堡时她就已经具备了很好的神学与哲学素养。到了欧洲之后，她先是在瑞士学习，后来由于健康问题又去意大利休养，在罗马被带进梅森堡夫人的朋友圈，梅森堡夫人是俄国大思想家赫尔岑女儿的老师，也是瓦格纳、加里波第、尼采等欧洲名流的密友。正是梅森堡夫人送给莎乐美一本 《悲剧的诞生》，并附了一封长信向她描述尼采的伟大。在这个朋友圈里的青年哲学家保罗·雷对莎乐美一见钟情，并向她求婚，但是被拒绝了。

正是保罗将莎乐美引荐给自己的好友尼采。于是，三人之间展开了一段让世俗人士无法理解，并被屡屡作为八卦谈资的三角关系。据说，尼采看到莎乐美的第一眼就说：“我们是从哪个星球上一起坠落到这里来的？”莎乐美的回答是：“我不过是从苏黎世来的。”这段对话也被电影完美地展现了。这段八卦中的一些著名桥段也都在电影中被还原，例如这三名天才青年拍的那张有点“中二病”色彩的照片：尼采和保罗拉着车，莎乐美坐在车上用皮鞭抽打着他们。这不禁令人想起后来尼采的那句名言：到女人那里去吧，别忘记带上鞭子。可惜的是，人们津津乐道的多是这些。若让有的编剧去写，这部电影恐怕会成为 “媳妇的狗血时代”吧——悬殊的出身、千刁万恶的小姑子、心机莫测的变态婆婆、男闺蜜、出轨、流产……毕竟这些都是这段关系中真实的素材嘛。

但要怎样去看待莎乐美与尼采的关系？当然不是去考证“哎呀，他们到底有没有上床”，或者“他们谁追的谁”这种永远脱离不了低级趣味的问题。本来，开始的时候，这只是一个高智商的青年小组而已，他们过着一种有点实验意味、乌托邦一样的生活。他们之间首先是一种英雄识英雄，是天才层面的惺惺相惜。后来这种惺惺相惜在一个恰当的时间，一个恰当的空间（蒙特卡罗）酿成了爱情。

尼采恐怕是20世纪最难懂、最容易被误解的哲学家之一，至今甚至很多所谓的尼采专家的笔端都充满了误解。而莎乐美恰好能够与他的思想进行交流甚至交锋。我们通常习惯于将尼采的文字当成鸡汤饮用，例如“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”之类，也习惯于从字面解读“上帝死了”、“超人”的意思。而尼采绝不是坐在书房里研究“回”字的四种写法，一面发着牢骚一面沾沾自喜的学究，他的伟大在于重估了一切价值。这种重估首先便是超越一切道德判断，超越所谓的善与恶的二元对立，是超越和征服，是对凡事必定要找到一个参照点的超越，是对人的思想之平庸的征服。

例如，他用一种拓扑学的思维方式，成功地为我们揭示出了深藏在人的意识形态中的奴隶辩证法，这种辩证法是以“怨恨”为基础的，“我多么善良，因而你邪恶”，奴隶为了获得肯定的结论，必须拥有反动和否定以及怨恨和虚无主义等前提。怨恨者首先要构想出一个非我，然后把自己与这一非我对立起来，最后才得以树立一个自我，这就是奴隶古怪的三段论，他们需要两个否定才能得到一个肯定的表象。这就是怨恨的意识形态的辩证法。在“你邪恶，所以我善良”的公式中，实际上正是奴隶在掌握话语权。这种怨恨的底色是深深的仇恨，20世纪至今人类很多悲剧正与此相关，这正是一种奴隶的大众意识形态。这也是为什么最近流行的种种女王人设的“白莲花”剧是一种蓄奴教材，它正是建立在“你邪恶，所以我善良”这一公式之上的，表面是女王，骨子里是奴隶。莎乐美在读到《悲剧的诞生》时，就已经和他共鸣了，而后来尼采能写出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，与莎乐美之间的交锋不无关系。

那么问题又来了：既然他们精神如此契合，为什么没“成”呢？这又陷入了另一个固化的“从此王子与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”的坑。尼采固然深刻，然而他和我们一样充满人性的局限，或曰盲目，特别是他在面对世俗生活的时候。他对女性、婚姻、家庭的认知都有很大的局限性，而莎乐美在这些方面的成熟程度远远超过了他。也正因为如此她果断拒绝了尼采的求婚（包括后来几个男性的求婚），并在后来尼采及其妹妹的责难时选择宽容。她知道在这种关系中，自己肯定是不愿意被驾驭的——理解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回事，世俗生活又是另一回事。她后来之所以同意安德列亚斯的求婚，无性婚姻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。尼采无疑是她最爱的一个男人，莎乐美何尝又不是尼采的最爱？不然他为什么说，“蒙特卡罗，是我生命中最令人喜悦的梦想，我感谢你”。

电影对尼采与莎乐美关系的处理则采取了一种讨巧的方式。即把“酒神与日神”的对立，贯穿在整部影片当中，将这个阶段的莎乐美解释为“禁欲系”，并将其后来的性解放与酒神精神联系起来。这样做虽然通俗易懂，却又失之桑榆。

与其将莎乐美的纵欲牵强图解为酒神精神的觉醒，不如说是她自我认知的加深。莎乐美对上帝的理解，正是通过她对自己的自我探索进行的。她之所以从斯宾诺莎哲学始竟然最后以精神分析学者终（这在以高智商自傲的哲学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），也是对自己的那个“我”的兴趣使然，她在精神分析领域的贡献，也正是对“自恋”的研究。

关于莎乐美与里尔克的关系，老谋深算的弗洛伊德一语中的：她“扮演了一位无助地面对生活的伟大诗人赖内•马利亚•里尔克的缪斯女神和保护神”。其实还不仅如此，她是母亲、姐姐、情人三位一体，是星探、导师、经纪人三位一体，没有比莎乐美更适合里尔克这个孱弱、敏感、多情的男人（后来他因为玫瑰花刺刺伤手指感染而去世，简直是个完美的收稍）。莎乐美带里尔克旅行，让他见到了俄罗斯的深沉，拜访托尔斯泰，我们再想想《杜诺依哀歌》中那些尼采思想的影子，里尔克与“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”茨维塔耶娃（布罗茨基语）之间那些精神恋爱般的往来书信，说是莎乐美造就了他，一点都不为过。

女导演说，她在17岁读了莎乐美的自传后就被深深折服。这句话的另一个意思是，100年过后，她依然显得惊世骇俗、标新立异——就像我们根本不曾理解尼采那样，莎乐美也依然是一个谜。

文| 黑择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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